王子曰：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，这诗句中透出不凡的精神境界。作为文人儒士的王夫之，曾数次露出“狠劲”，有在为救出父亲的危急时刻的冒险，也有在决定不惜一死后的决然。这种“狠劲”让他在明末清初敢于不归附清廷，终生保持了自己的气节，成为明末清初文人中独特的存在。

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（1619—1692），字而农，号姜斋、又号夕堂，明衡州府衡阳县(湖南衡阳)人，因为晚年隐居在衡阳的石船山，被后人称为王船山。

在七八岁时，他的父亲王朝聘国子监毕业，因拒绝贿赂选官而被罢选返乡，在家里亲自教王夫之学习经义，家教极严。王夫之不负所教，13岁即中秀才，20岁时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。崇祯十五年（1642年），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，高中第五名，大哥王介之也以第40名中举。

明末清初，天下大乱，以神州之大却无处可以避免。清兵南下湖南，王夫之曾召集义兵抵抗，失败后，又曾加入南明桂王的政府。明灭亡之后，他坚持不剃发，改用瑶族人的名字，避居山中。在流亡岁月中，从事读书、思考、著述、讲学。晚年身体欠佳，生活贫困，写作的纸笔都要靠朋友周济。风烛残年之际，有清廷官员来拜访这位大学者，想赠送些吃穿用品。王夫之虽然在病中，仍然坚持自己是明朝遗臣，拒不接见清廷官员，也不接受礼物，并以大门上的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情操，“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。”

众所周知，清朝统治者为从精神上遏制奴役人民，犹喜大兴文字狱。后来的“清风不识字，何故乱翻书”造成多少人头落地！王夫之心知清廷之残酷，但以不惜一死的决然，对待清廷官员的来访。他也写下“六经责我开生面，七尺从天乞活埋”，这是对自己学术成就的总结，也是早就放下了生死的气节。“六经责我开生面”，是说自己对儒家经典作了不同于前人的别开生面的阐释，“七尺从天乞活埋”，表白自明亡之后，自己犹如死过一回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可任由老天随时把自己活埋了。

王夫之的“狠劲”不是第一次了。1643年，24岁的王夫之就勇敢面对过可能“送命”的难题，当时张献忠占衡州，把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作为当地名流抓走，王夫之的哥哥王介之准备赴死前往被王夫之劝阻。王夫之冷静地用刀子将自己的脸划伤，还刺穿双腕又涂抹上毒药让创口溃烂，然后单独去往张献忠军营申诉，说道：我兄已死，我成了废人，我爹也70多岁了，对你们没有用，请让我们父子相聚。张献忠被其凛然之气折服，罕见地释放了王家父子。

康熙三十一年，即1692年2月18日，农历正月初二，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去世。十月，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。墓碑上刻的是他的“遗命墓铭”：“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。”

王夫之的思想在当时十分先进，他秉持世界归于物质的本体论。在认识论上，他探讨了感觉与理性，感官与“心”的各自作用及其关系，做出与如今认识发生论异曲同工的结论。王夫之十分珍惜延续十四世的良好家风，形成了自己的“齐家之教” “正己齐家而忧社稷”，包括：孝是万字之本、德是夫妇之义、志是成人之基等重要原则。

王夫之教育子侄要重一个“志”字，教他们为人要洒脱恢弘，心地要坦然；人格要高尚，气度要恢弘，胸襟要开阔。在《示子侄书》中，他强调，立志之初就要摆脱不良习气，习气熏陶人，会不自觉地陷入其中而不拔。在这种教育思想实践下，其长子王攽与次子王敔被赞“学问渊博，操履高洁，时艺尤有盛名”。

王子曰：”万物招苏天地曙，要凭南岳一声雷。“后世谭嗣同高度评价王夫之（《论六艺绝句》）。作为与顾炎武、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王夫之，在《自题墓石》铭文道：“抱刘越石之孤愤，而命无从致；希张横渠之正学，而力不能企。幸全归于兹丘，固衔恤以永世。”慨叹虽抱复明之忠愤却不能实现，追求张载正学却力不能及，只得含忧永世。他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的思想，他均天下、反专制的爱国理想，他反对“生而知之”的先验论，他理势合一的历史观，至今仍熠熠闪光。